“某尝病，今则愈矣”唐宣宗大中二年，曾任歙州刺史的邢群在洛阳养病，他的友人、曾任淮海从事的朱琯罢官后，也在伊水和洛水一带闲居。一天，邢群昼卧在床，忽听有人叩门，叫人开门去看，见是朱琯骑马来访。此前邢群已听说朱琯生病，这时见他无恙，兴奋地说：“向（昔）闻君疾，亦无足忧。”朱琯说：“某（我）尝病，今则愈矣。

然君之疾，亦无足忧，纷歧二日，当间（痊愈或好转）耳。”谈笑多时刚刚离去。

厥后才知道，朱琯在造访邢群时刚刚死去。（《宣室志》）朱琯既然已死，那么造访邢群的就是他的灵魂——这是志怪小说中常见的情节，不足为怪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朱琯认可自己曾经生病，却说“今则愈矣”，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，反映了昔人将死亡视为痊愈的看法。再说邢群本已“疾甚”，从他昼卧来看，恐怕不是一两天就能好起来的，而朱琯却说他“纷歧二日，当间耳”，按说也不是什么好事，故事虽然没有下文，但增补一句“后二日，群果卒”，似乎更切合志怪小说的逻辑。

这样，朱琯的“愈”和邢群的“间”就在死亡的意义上统一起来。“不须药，只到南京便好”明代松江人姚蒙善医，为巡抚邹来学诊病，仅从脉象就诊断出他不为人知的隐疾。邹向姚求药，姚说：“不须药，只到南京便好。

”并为其掐指推算日期。邹说：“知之矣。”如期动身，到南京而卒（据《玉光剑气集》）。姚蒙所谓好，听起来像是痊愈，实际上却是死亡，可见他也是将死亡视为痊愈的。

而邹来学所谓“知”，很可能是对姚蒙的意思心领神会。倘如此，则可见以死为愈的看法在昔人中并不偶然，而近乎一种共识。如果说这种看法对上述诸人来说尚属无意识的表达，那么在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那里则可能是自觉的意识。

据柏拉图《斐多篇》，苏格拉底临终，喝下去的毒药已经在身上发挥作用，他的脸被盖起来，但当他腰部以下都已冷却时，他又揭开盖头，对陪同在身边的学生克里托说出最后遗言：“克里托，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祭献一只公鸡。注意，千万别忘了。

”克里托说：“不会忘，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。你肯定没有此外事了吗？”苏格拉底没有回覆，他的嘴和双眼已经合上。

苏格拉底接过毒药这是一件什么事，以至于成为苏格拉底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牵挂？如果知道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，疾病痊愈后向医神献祭是古希腊人的习俗，那么就不难明白苏格拉底最后嘱托的寓意：死亡就意味着痊愈。据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，“苏格拉底是害过一生间发性的寒热病而痊愈了的”，不清除这种可能；但如果他在生前某个时期已经痊愈，那么在他看来如此重要的一件事，生前亲自去做岂不是更能表达自己的诚意？为什么直到最后时刻才留下遗愿？也可能他的寒热病生前一直未愈，直到腰部以下僵死之后，他才感应百病全消，于是在他智慧的头脑里闪现出生平最后的思想之光。是不是这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思想的内在，正如《斐多篇》提要说：“对苏格拉底本人来说，他痊愈了，而不是死亡了。他不是正在进入死亡，而是正在进入生命，一种‘越发富厚的生命’。

”（《柏拉图全集》中文版）这与他相信灵魂不灭有关，因为倘若死而有灵，今生的病痛未必还会带进彼世，如果是那样，也就谈不上善恶报应了。撇开这一点，这一思想仍有其价值，事实上也简直可以在后世思想家中找到知音，如基督教理论家圣奥古斯丁在《上帝之城》中写道：当好朋侪去世时，我们有某种喜悦；因为只管他们的死，留给我们的是伤心，可是我们获得令人慰藉的信念，他们挣脱了今生中甚至最好的人也会被其搞垮的疾病。就生理上的疾病而言，人一死，病痛简直就不存在了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死亡与痊愈也可以说是南北极相通。

据体验过濒死状态的人讲，濒死和弥留之际简直病痛全失，好像灵魂在瞬间脱离躯体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极端轻松。古今中外，不只一位作家在其作品中形貌过这种感受。

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《主教》中，主教彼奥德尔得了伤寒，拖着病体去做星期，头痛起来，腿徐徐失去知觉，不明确自己为什么还能坚持念完《十二福音》而没有倒下。做完星期，他连祈祷都没念就躺到床上，以为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他通宵没睡，早上肠子开始流血，以为自己越来越眇小，已往的事情退到远远的地方，再也不会回来——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，他也听不懂别人的话了，他以为自己成了一个简简朴单的、平凡的人，正在很快的、高兴奋兴的走着，穿过田野，用手杖点着地，在他的头顶上是开阔的天空，阳光普照，他现在自由，逍遥，跟鸟一样，爱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！主教临终感受不错，除了一死就挣脱了主教的身份对他的束缚，从而获得精神自由外，他身体的病痛至少在自己的感受中是好起来了，否则就不会泛起上述美妙的幻觉。灵魂好像脱离了躯体南宋洪迈《夷坚志》记：“李成季少时得热疾，数日不汗，急躁不行耐。自念若脱枕席，庶入清凉之境，便觉腾上帐顶。

又念此未为快，若出门，当更轩畅，即随想跃出。信步游行，历田野，意殊自适。

”这里所谓“意殊自适”，虽然是灵魂出窍的感受，却也是死亡（至误入阴府）的感受，还是疾病痊愈的感受。清代袁枚《子不语》中，保定督标守备李昌明死而复生后说：“我将死时，凄凉异甚，自脚趾至于肩领，气散出不行收。既死，觉身体轻倩，颇佳于生时。”袁枚的同时代人纪昀在《阅微草堂条记》也说：“有乡人患疫，困卧草榻，魂忽已出门外，觉顿离热恼，意殊自适。

”可见昔人相信，灵魂一旦脱离躯体，也就从病痛中解脱出来。人吃五谷杂粮，少有不生病的，所以在昔人的看法中，死后的感受往往好于在世的时候。

上述濒死的感受恐怕不完全出于作家的想象，而有某种现实依据。在笔者有限的履历中，就不止一次听临终的亲人说过类似感受。他们原本未曾脱离病床，却告诉你刚刚去过什么地方，那里如何优美，而他的感受如何。

约莫大脑尚未完全死亡，却已失去对身体上病痛的感受，意识里就可能泛起某种幻觉。那一刻确乎到了死亡的边缘，也确乎有种痊愈之感，死亡与痊愈于是在瞬间融会。

这也许可以作为架设在死亡与痊愈之间的一道桥梁，但这恐怕还不是以死为医的全部内在。（作者简介：焦加，原某报高级编辑、高级评论员。

从事编辑事情34年，任评论员26年。所编栏目获首届中央主要新闻单元名专栏奖、首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，小我私家获第二届韬奋新闻奖提名奖。所撰评论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数十次。编辑出书该报杂文系列近20种，写作出书杂文集《亲自念书》等4种，其中《亲自念书》一文入选北京大学出书社出书、张志公主编初中第六册《语文》课本。

近年致力于系列文史随笔写作，出书了《我眼中的风物——生·死》。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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